对他有无法忍受的苛求。S先生有一个严厉的超我，使得他不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所以他感到痛苦和受到迫害。这个严厉的超我控制着他的自我，并被他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他担心在治疗时来自于我对他的惩罚，过早的离开了治疗室。

　　弗洛伊德首次谈到良知和内疚感时认为，当一个内在的机构（Instanz）真正建立起来时，内疚取代了对外在客体惩罚的焦虑。焦虑不仅只是对外在客体的焦虑，而且还有对超我的焦虑。与外在权威不同的是内在机构始终都出现着，个体不可能像回避外在客体一样回避内在超我。坏的行为和坏的想法同样被超我改造进到内疚感的形态中去。对自我的监查，弗洛伊德认为并不完全是超我的单一功能。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尊的作用，他将其描述为自我理想，并参与超我的形成。梅莱尼·克莱恩学派的研究工作使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有关超我的概念。

　　梅莱尼·克莱恩在对儿童的分析实践中发现，儿童超我的形成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时间早了许多，小于4岁的儿童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迫害焦虑和内疚感。在梅莱尼·克莱恩看来，超我不仅仅是儿童在俄狄浦斯期内射的父母的形象，而且包含了对自我采取批评态度的内在客体。

　　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梅莱尼·克莱恩把超我看作是不同客体关系和多种功能的概念。另外，弗洛伊德早先将超我理解为对自我起着批评功能的机构，而梅莱尼·克莱恩强调了超我的保护功能，超我可以防止憎恨和破坏冲动的毁灭性，以及保护好的客体和自我。

　　1942年，梅莱尼·克莱恩在阐述超我的发展时，是这样描述的，与躯体需要的满足和拒绝而联系在一起的好的和坏的体验赋予婴儿原始客体好与坏的性质（投射），同时又会吸收到自我（Das ich）身上（内射），这种投射和内射促成了早期超我的形成。

　　在此过程中，婴儿可以形成严厉的超我结构。原始客体被儿童的憎恨投射成坏的、可怕的客体。通过对扭曲的投射客体的认同，儿童内化了一个严厉的超我。这些我们在前面S先生的例子里面已经看到了。

　　一般地说，儿童超我的不同方面是由儿童从他原始客体内化的图像组成的。投射和内射造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基本冲突：憎恨针对着原始客体，同时伴随着担心被自身憎恨破坏的以及威胁到自身基本生存的焦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自我攻击冲动的限制和对幻想中攻击的客体的保护，梅莱尼·克莱恩把这称之为修复。所有修复的活动，比如社会情感和自愿者行为，将作为良好的道德感被体验到，并使内疚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加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