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克制。

　　对于成熟超我早期阶段的重要特征，梅莱尼·克莱恩（与弗洛伊德完相同）认为，早期超我同时影响到成熟超我内疚感的形成。焦虑在早期超我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因为它是在对原始客体破坏性冲动中形成的，如果这些形成内射，内在迫害者就会形成。

　　梅莱尼·克莱恩的追随者们进一步形成对早期超我结构和功能的理论。埃德纳·欧华哥尼斯（1998）提出了病理性超我的概念，她的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自于比昂。在比昂那里则称之为“自我破坏性超我（ich-zerstörerischen über-Ich）”。“超我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标志，按精神分析的理解，它凌驾于自我之上，是一种道德优越性的保持，而非某一具体的道德条例。简单的说，超我是审查的结果或是对所有好的东西的剥夺，并且它确保审查过程的持续性…直到…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留下，对超我的对立面来说，空留下一个优势/劣势，什么东西也不能产生。”

　　比昂认为自我破坏性超我产生于无能力感和基本的人际联系中。儿童在母亲那里碰到了拒绝产生联系的客体（关闭的容器），并内射了自我破坏性超我，然后，超我实施了攻击与客体联系的目的。

　　M先生在我面前展现他的无所不能，他通过确定谈话的主题来控制我。这样他成为了主角，自导自演，显然不需要我的参与。超我这时候失效了，对M先生的无所不能的作用也减弱了，伴随着自己孤独状态时的哀伤的并起支持作用的超我也不见了。相应地，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个不能提供帮助的陪伴者。多数情况下他的自我控制了超我，并控制治疗师，把破坏性超我投射到我身上。因为M先生逐渐把我摆在一个批评者的位置上。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他可以不把自己置身于破坏性超我的支配下。当然，这样也会导致关系理解的缺失，或许也会体验到这样的关系—他从自我破坏性超我中跳出来了。同时，在分析中对他来说应该明确的是：他应谈论到他自己内在的暴君，以及开始对他的哀伤有短暂的感受。

　　最后我想谈一下在小组情景下超我的含义。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早已留心过，他在1921年出版的著名的文章《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中就有所论述。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是怎样持久的受到影响，以至于个体产生不同于单独一个人时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在群体中个体不再是他自己了，“他的情感活动的增强了，而理智水平却受到限制，……”（ebd 95 ）。

　　弗洛伊德发现作为重要的群体中的心理原则，群体中的许多个体“把一个客体作为自我理想的替代形象，然后不同个体相互认同”（ebd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