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这种认同帮助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作为同一体来认识，突然间作为个体的所有自我就此消失了。于是，对其他人的竞争和嫉妒也消失了。

　　弗洛伊德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诸如要求公正和平等对待的社会情感理解为对嫉羡（Neid）和嫉妒（Eifersucht）的防御。我们可以在消失的巧克力夹心糖的案例中观察到同样的过程。在面对玛丽亚提出的责任追究，小组的成员很快就统一为一个整体，并把责任加在一个替代者身上，大家就可以轻松卸下超我的责任压力。他们把责任的追究投射到乌特（Ute）身上，同时自己的超我消失了。那些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不要在未经证明时就控诉嫌疑人的警示早已九霄云外了。在群体情景下，所有有帮助功能的超我失去了作用。

　　法国女精神分析师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Janine．Chasseguet Smirgel 1976）就这个问题认为，当超我将儿童和母亲分离并建立起乱伦禁忌的自主性时，自我理想的修复来自于与母亲一体时的全能感，并获得源自服从性的自恋性满足。超我这时候，如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和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所描述的那样，通过自我和自我理想统一的愿望被清除掉了。

　　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集体结构概念：一种基于幻想，集体的领袖与早期的母亲形象相当；另一种是作为一种真实取向的工作团队，集体的领袖作为父亲形象出现。在以幻想为基础的团队中，成员通过与全能的母亲和先驱者的理想自我融合的愿望组织起来。集体有平均主义理想和否认现实的趋向：避免竞争使成员获得统一。个体消失了，自我理想通过集体领袖和潜在领导团体的指示投射到意识形态或宗教性的信念上来。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群体里面可以以理想或领袖的名义进行犯罪，这在个体单独情况下，个体的超我是绝对不允许做的。集体暴行被视为集体意识形态必然的结果。所有破坏幻想实现的事情必须消失。在集体中自我融合到了团队中，自我的原始客体和自我理想也相互融合在一起。个体的自我为集体而放弃他的一些权利，因此而获得自恋性满足。一种和集体对立的位置，稳定的俄狄浦斯超我和成熟自我理想形成的前提是从对父亲的认同开始的，同时个体将忍受孤独并放弃通过成为集体一员来实现的自恋性满足，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分离和差异的确认。

　　这些有关超我结构和功能的思考显示，我们在心理治疗情景中必须仔细的对占统治地位的超我结构进行考察。还要理解，自我是怎样对待客体的超我。超我的防御造成的心理异常并不少见（Wu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