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对12个躁狂-抑郁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后，Cohen 和精神分析小组的同事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努力或许主要集中在定义躁狂上。已证实所有的病人有一个核心的家庭动力学模式：母亲倾向于贬低他人，父亲被认为是个失败者，是被母亲公开嘲讽的对象。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到他们在社区里是局外人，后来发展为躁狂-抑郁的儿童常拥有一些特殊的天赋或成就，他们的父母会以此来赢得别人的认可。尽管在每个病例中病人在家中都处于特殊的位置，而他或她的自尊却特别脆弱，这是因为它只依赖于外部的认可而不依赖于一种被整合的、内部调控的、稳定的身份认同感。在躁狂和抑郁发作期间，病人可看起来是正常的，但实际上，象他的父母一样，他只知道要去做些什么却不能真正发自内心, 地去做。病人看起来工作很努力，很乐于助人，但他的行为只是一种反向形成，后者是针对他强烈而持久的不安全感和依赖感以及对爱和被认可的过分需求。

Cohen 与同事的研究也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这一主题成形于有关躁狂-抑郁疾病的精神分析的文献，它与治疗病人时遇到的困难有关而与疾病的精神动力学无关。许多精神分析学者与Cohen 小组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躁狂-抑郁病人发作间期的特征主要是嫉妒、剥削、自我中心和不能共情。

似乎反移情使Cohen 和他的同事们很难和这些病人建立起治疗关系。在临床上，有许多精神分析师不能将自恋和轻躁狂区分开来，这会阻碍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

最终，或许是对逐渐增多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资料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作出的反应，精神分析学者对将躁狂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丧失了兴趣，而更多的去研究抑郁。

抑郁症的精神分析概念的标准

重点在现象学和诊断分类的临床描述性精神病学与重点在内心的体验和潜意识意义的精神分析模式，从某点上出现了分歧。毫无疑问，在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者们将抑郁症这一术语扩展到了包括短暂的抑郁情感体验和忧郁症状。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精神分析模式认为抑郁的情感和抑郁的症状共有一些基本的动力学形式，但是这一术语的扩展也存有问题，原因是临床精神病学已对情感和症状做了重要的区分，情感障碍的病因和治疗可根据这种区分加以预测。特别是DSM-Ⅳ（美国精神病协会，1994）不仅区分了双相和单相障碍（后者包括心境恶劣障碍），而且详细描述了疾病的最近一次发作，特别是紧张特征、忧郁特征、非典型特征和产后发作。

关于忧郁，重新考虑作为弗洛伊德理论和结论基础的临床资料是很有帮助的。有些观察发现，悲伤和忧郁从现象上看是相似的，但是悲伤不包含自责，而自责在忧郁患者中却很突出。这些观察资料已经受到质疑。最近居丧反应的研究强调在抑郁症中普遍存在的许多症状如自杀的想法和无望感、无价值感在悲伤中却不常见；事实上，正如悲伤和忧郁在许多重要方面相似一样，它们也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不同之处。而且，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病人自责是由于他失去客体的愤怒后来转向了自己的缘故，他的这一结论很难从临床资料中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