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父亲从不赞成儿子与加拉结合。有一次，与加拉同居的达利对媒体声称在梦中唾弃自己的亡母，宣称这才是对母亲的爱。热爱亡妻的父亲视此为奇耻大辱，发布声明宣布将儿子永久逐出家族。故乡费格拉斯甚至拒绝给达利提供旅店。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全世界的国际主义者、西班牙人民特别是加泰隆尼亚人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然而达利，这位加泰隆尼亚人却选择与同胞相反的立场，倾慕法西斯政权，支持君主专制，公开表达对希特勒的亲近。这种对加泰隆尼亚祖国的背叛，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弑父。

　　然而最后一幕仍然是“浪子回头”。在战火开始焚烧欧洲每一座城市时，无处藏身的达利逃回费格拉斯。故乡没有拒绝他，年迈的老父亲把他接回家。这时，他才吃惊地发现，多少年岁月过去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儿子卧室的原样，每日清洁，完好如初。

　　于是反动者面对向自我的反动。50岁之后，达利已经形成对西班牙神秘主义的回归，向西班牙人内心支柱的罗马天主教的回归。他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神秘气息的宗教画，弥漫着基督教义与拯救主题，堪称20世纪最正统的天主教绘画。如《十字架上圣约翰的基督》、《利加特港的圣母》、《最后的晚餐》等等。他把原子时代人类的迷惘、恐惧，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流浪、渴望，以及在此状态下与上帝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利甚至受到罗马教宗的肯定。

　　达利在离费格拉斯不远处为爱妻加拉购买了城堡，并遗嘱将来与加拉合葬。然而在弥留时刻，达利要求把自己埋葬在费格拉斯达利剧场美术馆。当我们从费格拉斯达利剧场美术馆地下的达利墓室，赶到加拉城堡地下室的加拉墓室时，感受到的是加拉的孤单。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回归。今天，他安息在父母长眠之地，与自己受洗的教堂肩并肩。达利不仅以他的画，还以他的生和死诠注了弗洛伊德，诠释了西方文明中弑父浪子的宿命，那何尝不是一种命运？

　　“我打扰了这个世界的睡眠”

　　正是文明的疯癫——世界大战塑造了弗洛伊德。他在1915年的文章《时代之思：战争与死亡》中表明，18、1 9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与进步理念已经成过眼烟云。文明“返祖”的欲望有时比进步欲强大得多；而只有人类能把死亡变得如此甜蜜。世界由两种本能主宰：一个是爱洛斯“Eros”即爱欲，一个是塔纳托斯“Thanatos”即死本能。一个不可预测，一个致人死命。Eros是无政府主义的爱神，Thanatos是毁灭城邦的死神。

　　因此，文明是一个例外，古希腊——罗马的欧洲文明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规。这一伟大的文明，在雅典时期就处于东方神秘主义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凭借偶然的力量才没有毁于东方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