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男孩从小就有的弑父娶母情结，并认为这就是西方历史的本质。从古希腊神话到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一部西方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弑父史，也就是试图以平等的兄弟关系，取代权威的父子关系的悲剧史。这一观点看似惊人，但西方与东方历史的差别也就在此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东亚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构成宗族、国家传承的核心。父子关系“国家化”，父权君权结合，君王成为政治化的父亲，父子关系生发出君父臣子关系，强调的是父亲的绝对权威，儿子的无条件服从。

　　而在西方,父子代表了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对立关系。从《旧约》、古希腊神话到西方各个时期文学艺术作品，无不鲜明体现了兄弟结盟以弑父的文化主题。在奥林匹亚众神诞生神话中，从乌拉诺斯、克诺斯、宙斯祖孙三代的权力嬗变，无不是弑父。主神宙斯、神后赫拉、海神波塞冬、地狱之王哈得斯等兄妹，结盟打倒父亲的专制统治以分享世界。

　　弗洛伊德古典文学造诣不凡，从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开始，叙述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把一个个弑父经典摆到桌面上，惊心动魄又难以反驳。

　　但是弗洛伊德却对这种千年不变的平等主义追求，投以极其冷漠的一瞥：这种以兄弟关系取代父子关系的努力，注定前景黯淡。所以群众运动或者说革命只能以恺撒、拿破仑或希特勒为结局。这是因为弑父者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人人欲取父而代之，因此要么陷于兄弟争霸的无政府主义，要么形成新的威权统治。无论是产生的新父亲角色，还是陷入自相残杀的兄弟姐妹，都将因为弑父而背负巨大的罪恶感，一种神经官能症必定如影随形。

　　没有什么比内心的罪恶感，更能塑造可怕的新暴君了。

　　在《图腾与禁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两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指出：弑父是人类也是个体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这种弑父的巨大罪恶感，将以更专制的父权收场。这是宿命的“浪子回头”。

　　引起弗洛伊德浓厚兴趣的画家达利，又是这样一个典型。

　　弗洛伊德在1939年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说：“我的确感谢你为我带来了那个访问者。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崇拜偶像的超现实主义者是纯粹的傻瓜(可以说他们起码像百分之九十五的酒徒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 。但这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

　　达利是恋母情结的一个绝对标本。从小到大，达利一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直到与年长他10岁的有夫之妇加拉相遇、同居、结合。加拉就像母亲一样关怀达利、控制达利。在一生中，达利永远只使用“加拉与达利”签名。没有加拉，他要么疯掉，要么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