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能被矫正。

留下一个尾巴

吴振的依据，是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标准》）中已经将同性恋剔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变，至少三千万中国同性恋，在一夜之间摆脱了病人的身份。之后十余年，这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据。

但在万延海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标准中没有‘同性恋是正常的’这样的表述，那是标准制定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头说的，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爱本身而言，不一定异常”。

“这个语气是很弱的。”万延海说，与之相对，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就要强上许多。

1988年，万延海在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为契机，开始接触到北京的同性恋群体。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恋群体觉醒的时候，年轻人彻夜上街，夜游不回，路边的厕所成了他们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后，万延海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探讨同性恋的生存和发展。后来，沙龙被公安部以“有悖社会道德”关闭。

这一时期，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医学界的主流。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的丛中，当时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

将同性恋当做疾病，在当时，也可能是变相的保护。一位精神医学家告诉万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找他，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但同一时期，在同性恋治疗的发源地美国，同性恋已经不被当做一种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投票，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对同性恋的医学矫正渐趋停止。当中国的大量同性恋者被送入医院接受厌恶疗法，期待脱胎换骨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学习如何接纳这样一种人类性向的自然形式。

电击、药物催吐，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全身大汗、极度不适的时候，就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让患者坚持坚持再坚持。

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开始制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万延海邀请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到同性恋群体中来，进行心理测量和研究工作。最终应邀前来的，只有时年30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青年医生刘华清。

刘华清原本研究自杀者的心理问题，当他偶然发现这些自杀者中，有一类是同性恋时，他开始关注这个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