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群阴影中的人。“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这样太残忍了。”李言说，自己不会像男朋友那样，走进异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结婚生子，痛苦并不因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总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离开但又无路可走。

几次三番，这个曾经的男孩向李言倾诉心中苦闷，两个人就都难过起来。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强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无需接受治疗。呼吁立法惩处提供性向治疗的机构。

不可能支持他们

“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恋矫正。”身为精神科主任医师，丛中能做的，只是告诉每一个来向他咨询的同性恋孩子的家长，同性恋无法治疗，也不需要矫正。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如果心理咨询师开设了同性恋矫正咨询，中国的精神医学界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以产生约束。

从2001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基本没什么进展，丛中和刘华清，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

“同性恋只是精神医学里面很小的一块儿，大部分人不了解，关注的人也不多。”刘华清说。

这正是万延海担心的，相关法律和科学证据的双重缺失，吴振将很难胜诉。如果输了，将带来消极的示范效应，其他的同性恋矫正机构将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吴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起诉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众看见的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恋的权利被看见。如果输了，还可以再上诉，这个讨论的过程将使一切越辩越明。

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开始吴振不知道起诉状上填什么案由好，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写上“服务合同纠纷”。

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

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