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官员自杀，中国公众的关注点往往首先将其聚焦到“腐败”上来，而官方则更倾向于关注其官僚群体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疾病”，尤其是在当事人死亡之后，一般都对外作如此解释。
而政治观察人士则指出，官员自杀无论是腐败问题，还是官僚群体出现了集体性精神疾病高发危机，其背后都折射出了中国的吏治结构存在一些隐忧，如果不进行吏治结构改革，表面上是保护了利益群体的利益，长期来看，输掉的是官僚群体乃至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官员成高危职业
蔡铁刚死亡次日，运城市官方即表示“原因已经查明，蔡铁刚生前身患抑郁症，系坠楼自杀身亡”。
但是，蔡铁刚坠楼身亡后，有媒体报道3年前针对其的举报就已经在网络上蔓延，举报其在职期间插手房地产纠纷、国有资产拍卖等诸多问题。也有媒体报道称，蔡坠楼死亡之前，运城曾一度传出蔡铁刚被上级调查。
而针对这些说法，运城市相关部门表示，蔡铁刚“并无其他问题”。这一点与中国历来官员自杀后官方给出的解释基本大同小异。而最近一次颇受外界关注的事件是，2010年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此刘的意外身亡发生时，正逢民航系统多事之秋。
在民航局中南局局长刘亚军“撞车身亡”5天之后，民航局通过官方报纸回应称，“刘亚军选择轻生系因精神抑郁所致”，并否认刘存在腐败方面的问题。
去年一年来，有相当一批引起震动地方官员自杀案件，如：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9月21日中午12时10分，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被发现在其本人办公室卫生间缢亡，事发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尸体解剖，认定为自杀；10月16日17时许，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上跳楼身亡。
包括上述官员自杀事件在内的案例中，几乎都有在遗书中表明，或事后“由组织查明”存在“压力过大”、“抑郁”等精神疾病。
如，江苏射阳县纪委的那名干部跳楼后，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童兆洪缢亡当日，在其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浙江高院在随后的通报中也称“童兆洪同志生前因身体不适已休假数周”。
而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调查显示：在心理健康问题最多的人群中，国家干部排在首位，其中三分之二是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等，在40岁左右的人群中尤为突出。公务员成为中国社会中名副其实的高压力人群。
“高压”人群
据悉，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里健康咨询中心曾对某一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9%的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的水平；0.74%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很差，达到了相当极端的水平。主持测评的人士表示，官员心理出现问题除了出现极端的通过自杀这一种方式来宣泄，“平时出现的猜忌多疑、权力膨胀、虚荣心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紧张和焦虑，都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
北方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县级官员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官员在中国的吏治序列中，所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除了有上级领导对政绩提出的要求，也有来自同级的竞争，尤其是年轻干部，更是面临相当大的晋升压力，”该人士表示，“虽然有干部年轻化的提法，但官场的风气，更多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利益，没有背景与人脉的官员很难得到重用。”
“现在还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些有实权的干部想各种办法去让自己的儿子接班，”作为副县长的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官场中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多职权范围的工作开展起来亦非常困难。但是，政绩考核却是一道高压线。
官场的文化亦让人不堪重负，据该人士表示，春节期间公开的“团拜”活动就要往市里、省里连续跑上很多天，而“私下里”的人情往来就更多了，哪一点没做好都担心对自己的工作于仕途造成不良影响。
这位负责工业的副县级官员以前身体非常好，前不久去医院查出自己患了脂肪肝。“这都是喝酒喝出来的，应酬那么多，没有哪一天不喝酒，”他对中国当下的官场文化十分厌倦而又不得不去遵循，“前不久说撤销驻京办，热闹一时，事实上，各地跑项目，迎来送往都需要依托驻京办，下面需要，上面对应的部门也有这个需要，这是我们的“文化“。”
“主管工业，生产安全让人每天提心吊胆，还有节能减排、涉及拆迁维稳等各种问题，几乎每一道都是一票否决，有时感觉想睡个安稳的觉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他说，“中国县一级地方财政非常困难，而各种民生问题、公益事业、社会福利都压在地方政府头上，这一点也让地方官员非常纠结。”
在这个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年代，“维稳”也成了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利剑。据他透露，他们邻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去寺庙烧香，祈的第一条“福”就是不要有人“上访”、“闹事”。“可见这些官员心里想些什么问题，是一种怎样的的精神状态。”
扭曲的吏治生态链
南方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纪检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地方官员自杀的案例中，确实有相当部分官员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但在他接触过的案件中，有超过50%以上都是涉及纪律问题与腐败行为的。
他说，许多腐败官员位高权重，为了权力与金钱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权力、地位、金钱、名誉等等握在手中，可谓功成名就，“一旦出现败露的苗头，他们的精神压力就会非常大，有许多官员正是因为被问话而精神崩溃。我接触的一些出事官员中，不少人表示接受不了权力丧失、财产没收、名誉扫地，而且还要过漫长的监狱生活而想自杀。”
“另一方面，我们查处的许多案件都是窝案，这也是我们当前反腐形势中的一大特征。一些自杀的官员，已经加入了某一利益集团，有些人经过权衡，发现牺牲自己一个人，可以保全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自己家庭的利益与名誉，也会从“理性“的角度选择自杀，并不是单纯的精神压力问题。”
这位官员表示，中国有史以来，文化上对死者会比较“宽容”，因此，一个有问题的官员，一旦自杀之后，所有的调查一般会停止，亦会善待死者家属。“这一点，亦是我们吏治整治的一大缺陷与弱点。”
前述的多例官员自杀事件中，一些已经在其本人的系统与关联方面查出了重大腐败窝案，一些已经遭遇停职，一些亦受到了检举与举报，但基本都在自杀之后而“得以清白”。
官员的自杀事件，中国内地舆论都会把焦点集中在腐败上，而2003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舆论的关注点似乎截然不同。
分析认为，香港对官员行为的制度安排更为严密，官员的腐败机会很少，因此，官员自杀更多出现在个人问题上。而在内地，惩治腐败还任重道远，亦确实发现不少自杀官员有腐败的迹象，这也让公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此外，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当下中国内地的吏治结构，亦让官员承受了许多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在人事组织方面，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导致权力结构扭曲，官僚群体中，唯上、唯“一把手”，个人显得极为渺小；而在行政方面，上级对下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过于集权，而对同一级的人大等监督机构，几乎难受约束，导致权力结构错位和不对称。这种错位与不对称，亦将使得官僚群体中呈现一种权力与责任不清晰，人事关系复杂，“潜规则”大于“显规则”。“在地方官僚队伍里既要干出政绩，又要各方面如鱼得水，必须是“超人“。”
链接
近年非正常死亡的地方官员
2003年12月29日
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在黑龙江司法鉴定中心办理保外就医过程中，坠楼身亡（家属不认可）
2004年7月30日
盐城市射阳县廉正办主任、纪委常委从射阳县人民医院10楼跳下身亡
2005年2月18日
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从市政府办公楼9层跳下，自杀身亡
2006年1月13日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从浙江省政府大楼跳下身亡
2006年8月16日
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四华从办公楼跳下身亡
2006年8月29日凌晨
天津市医药局长刘振武跳楼自杀
2008年10月20日
刚满40岁的绵阳市政府办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当地闹市区一酒店内跳楼自杀身亡
2008年的最后一天
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正娟从家中坠楼身亡，原因不明
2009年11月28日
湖南省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坠楼身亡
2010年4月9日
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跳楼身亡
2010年8月
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某，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楼坠下，当场死亡
2011年2月18日
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蔡铁刚从运城市委办公大楼14层跳楼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