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同性恋求医者成为“送上门的肉鸡”。
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远比想象中困难。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告发布会,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吴振躺在沙发上,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上面写着“厌恶疗法治疗仪”。
咨询师让他躺好,全身放松,闭上眼,想象同性的嘴和身体,想象和他们亲热。
吴振想象不出来,那个方头方脑的机器,像一对怪眼,让他紧张。
不过五六分钟,咨询师将电极刺向他的手臂,虽然只是一下,但电流冰冷,他还是一骨碌跳了起来。
这是一次价值五百元的体验,事后,吴振得到一张收据,抬头写着“同性恋矫正”。
这更像是一次卧底,身为“同志”,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但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电流过体,他想,这种痛苦,真的没必要。
2014年3月,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网页搜索“同性恋矫正”,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
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
早在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在中国,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矫正、收费,再矫正、再收费,同志、医生、咨询师、焦虑的父母,共同繁荣了这盘“隐形的生意”。
“厌恶疗法”
2012年秋天,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志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同志中心试图介入,但孩子无法反抗父母,最终失去了联系。
这之后,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负责人说,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虽然在同志中心,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
“他们说,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经历。”
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1920年,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通过催眠和精神分析,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但后来,治疗不得不终止,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
之后四十年,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通过摄入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