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为赢得了一大笔钱而突然从长年累月的衣食之忧中解脱出来之时，或者当一项长期坚持的奋斗最终圆满完成之时，或者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举扔掉某种压迫性的义务之时，或者一举摆脱他长久以来困守其中的窘境之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对各种行动均跃跃欲试是所有这些情形的特征——这和躁狂症中的情形如出一辙，而与忧郁症中的沮丧和压抑截然相反。我们斗胆认为，躁狂症与这类得意洋洋无甚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自我在此业已克服的和正在战胜的东西不为它自己所知罢了。酒精陶醉也属于这一类情形，可以（因为这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用同样的方式解释；在此，用于压抑的能量可能因为酒精毒素的作用而被暂停支出。通常人们认为，处于这种躁狂状态的人是因为非常“欢乐”才在这些活动和行动中寻找快乐。这种错误的联系必需得到纠正。事实是，主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条件已经得到了实现，他一方面如此兴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如此放纵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迹象放到一起，我们所发现的就是这个。在躁狂症中，自我必定克服了对象的丧失（或者克服了对这种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因此，反贯注的全部欲力份额——忧郁症的痛苦折磨将这些欲力从自我吸引到对象本身——和“限度”变得可资利用。此外，躁狂症主体明白表明，通过寻求新对象，就像一个饥饿之极的人寻找新的对象贯注一样，他已经从给他带来痛苦的对象那里得到了解放。

这一解释当然听起来似是而非，首先这一解释过于模糊，其次，与其说这解释了我们所能解释的问题，不如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疑惑。但我们不会逃避讨论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能期待它能使我们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首先，正常的哀悼也克服了对象的失落，而且在哀悼持续期间，它也吸收了自我所有的能量。那么，在哀悼完成之后，为何在经济条件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胜利呢？我发现直接回答这一反驳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事实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甚至不知道哀悼履行其任务所借助的经济手段。但是，在此也许有一个猜测可以帮助我们。与期待有关的记忆和情形证明了力比多对业已丧失的对象的依恋，任何一种这样的记忆和情形都遭遇了现实的判决：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否要承担这一命运呢？面临这个问题的自我最终被大量自恋性的满足——这些满足来自于活着这一现实——说服，从而切断它对那业已被废除的对象的依恋。我们也许可以假设，这一切断工作是如此之缓慢而渐进，以致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前，它所必需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