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典型的忧郁症特征出现。正如我们所知，这种事存在于被威胁的力比多贯注最终放弃了对象，但只是缩回到了自我中的位置，这是它原来出发的地方。通过逃跑进自我，爱逃避了灭绝的命运。经过力比多的这一退行之后，这个过程被意识到了，但在意识中它表现为一种冲突，一方是自我，另一方是批评性的代理人。

因此，在忧郁症的工作中，意识所能觉察的不是其最根本的部分，甚至也不是对终结这种疾病有影响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愤恨自己；这一切究竟会导致什么又如何改变，对此我们和病人一样所知寥寥。我们更加乐意把这种功能归诸于这种工作的无意识部分，因为在哀悼的工作和忧郁症的工作之间不难觉察到一种根本的类似。正如哀悼通过宣布对象已死和为自我提供继续生存下去的动机，从而迫使自我放弃对象一样，两歧情感中的每一种单独的斗争也通过蔑视、诋毁甚至是杀死它，从而松开了对对象的固恋。无意识中的这种过程有可能进行到底，要么是在狂怒耗尽了自身之后，要么是在对象被当作无价值之物抛弃之后。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中，忧郁症究竟更多地是在哪一种情况中终结，我们还难以说清；这种终结对这种病例将来的进程有何影响，也不甚明了。自我可能会享受这种将它自己当作两者之中的优胜者、当作优于对象的一方之满足。

关于忧郁症的工作，即使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仍然不足以解释我们力图阐明的一种情况。我们期待继忧郁症之后那使得躁狂症得以出现的经济条件能在支配后一种情感的两歧情感中被发现；在这种两歧情感中，我们从其他各种领域中的类似得到了支持。但有一个事实存在，我们的期待在这个事实面前必需俯首认输。在忧郁症的三个前提条件中——对象的丧失，两歧情感，和力比多在自我中的退行，前两种在对象死亡之后发生的固念性自我批评中也能发现。在这些病例中，无疑正是两歧情感是冲突发生的驱动力量，而且观察表明，在冲突终结之后，在躁狂的心灵所享受的那种胜利的性质中，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就促使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能对这种结果负责。欲力贯注的积累最初是绑定的，但在忧郁症的工作结束之后就自由了，并使躁狂症成为可能；这种积累必定与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联系在一起。忧郁症患者用自我中的冲突代替了与对象的斗争，自我中的冲突必定像一个痛苦的伤口那样行动，这个伤口需要极高的反贯注——但是，在此我们最好还是再次暂停下来，并推迟任何关于躁狂症的进一步解释，直到我们首先对生理痛苦的经济性质获得某种洞察，然后再对与此类似的心理痛苦的经济性质有所洞察。正如我们业已所知的那样，复杂的心理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迫使我们中断每一种询问——直到其他询问的结果能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