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弗洛伊德主张除了必要的躯体素质外，忧郁的病人还存在一种发展于儿童早期的心理上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是优势性自恋性客体选择的结果，后者可以导致针对丧失客体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情感。根据这一过程，成年人就不是在为丧失而悲伤，而是将丧失作为一种自恋性伤害从而促发抑郁。对此，有两种基本的精神分析的概念：1）丧失促发抑郁；2）抑郁是一种指向自己的攻击形式。这两种概念源于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并且超越了严格的、狭隘的精神分析的框架而成为普通心理学的部分。

Rado: 有关抑郁症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和Abraham 的理论有很重要的不同。Rado 象弗洛伊德和Abraham 一样认为患抑郁症的病人有一种心理上的易感性；但是，Rado 并没有具体阐述诸如口欲期固着或自恋性客体选择等局限的起因（narrow causation），他认为这种“易感性”——努力满足持久的、强烈的和普遍的自恋需求——实际是病人全部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的组织原则。尽管弗洛伊德和Rado 在描述病人是如何形成了对抑郁的心理易感性时用了“自恋”这一术语，却有着显著不同的含义。在讨论忧郁时，弗洛伊德应用自恋一词来定义力比多的投注模式，而Rado 确是以一种更广泛、更不具体的方式来应用这一术语，它包含了病人体验快乐并因此感到满足时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根据Rado 的观点，易于患抑郁的病人需要一种由外界供给的持久的强大的自恋性满足（被喂养）来维持一种良好的感觉。所以，这种病人是有风险的，因为供给的减少会消弱良好的感觉（一种自恋性伤害），其情感反应就是抑郁。一旦受到伤害，病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抗议（即表示愤怒）。如果愤怒能够有效地重新建立与自恋性满足供给者的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异常。如果不能，那么，Rado 假设，心灵会通过唤起一套复杂的精神行为试图重建自恋的平衡状态；自我开始惩罚自己以此作为向所丧失客体的（即，自恋的源泉）乞求。这些自我的运作产生了抑郁症的临床症状。Rado 认为自我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公正性，因为正是病人的自我强烈的（贪婪的）自恋性需求，才使客体离他而去，所以自我的“道歉”式的反应也是恰当的。

Rado 的抑郁症病因学理论和早先精神分析的抑郁症理论有三个主要的概念性区别：第一，尽管丧失的经历仍然至关重要，但对于促发抑郁反应的重要性是最小的，特别是与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比较时。第二，有别于弗洛伊德将抑郁症病人的自责考虑为被转移的攻击性的观点，Rado 认为内疚和自责代表了病人真正的乞求，实际上，在他的抑郁症理论中攻击性并没有多大意义。第三，Rado 从讨论有忧郁症状的病人转移到描述那些易于重复经历短暂的抑郁情感却又没有情感发作的病人的精神动力学框架上。Rado 所做的这一明显却又不被承认的转换并没有被过分地强调，其后的精神分析家既用抑郁症这一术语来描述情感障碍的发作，也用以描述广泛体验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暂时的，它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符合障碍的诊断。